近年来,直播营销蓬勃发展,“假一赔十”等高额赔偿承诺被频繁使用,其既是经营者自我加重的履约担保,也是消费者形成交易信赖的重要依据。但直播场景中经营者、主播、直播间运营者与平台之间的角色交叉,使承诺的性质、效力边界与主体责任难以厘清。如经营者以“宣传口吻”“直播效果”为由规避责任,则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会冲击直播电商诚信交易秩序。对其法律属性与责任分配规则加以明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直播营销中高额赔偿承诺的认定争议
以“假一赔十”承诺为代表的商家营销是电商领域常见的高额赔偿承诺,意指经营者保证所售商品为正品真货,若有假冒则按价款十倍的数额赔偿消费者。根据合同法原理,当事人依契约自由得以自愿约定违约金条款以确保交易诚信,体现了经营者自愿承担更高赔偿责任以取得消费者信赖的意思表示,符合民法典关于违约金的规定。其在法律上具有两重意义:一是作为经营者向不特定消费者发出的单方要约,以特定交易条件成就为赔偿触发事由;二是作为高于法定赔偿标准的自我加重责任条款,构成对消费者权益的倾斜性保护。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经营者已作出明确“假一赔十”承诺的认定基本无争议,消费者可据此请求赔偿亦有广泛共识。争议集中于高额赔偿承诺的效力边界与适用规则,具体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承诺是否因表述笼统、附条件不明或仅为营销话术而不构成合同内容,经营者能否以此为理由进行抗辩;其二,知假买假者能否依据承诺主张权利,惩罚性赔偿是否应受到购买动机与消费目的限制。此外,当高额赔偿承诺触发后,商家、主播、直播间运营者与平台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是否将主播、直播间运营者及平台纳入责任承担范围,亦是亟待厘清的关键问题。
二、直播营销中高额赔偿承诺的效力认定规则
笔者认为,前述问题的判断应以民法典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则为基础,以承诺的明确性与消费者信赖保护为分析框架,并结合直播行业特征进行综合考量。
1.高额赔偿承诺应认定为合同内容并具有双重规范功能。在直播营销场景中,经营者以各类方式作出“假一赔十”承诺,消费者据此下单购买即是以行为完成承诺,合同关系据此成立。只要承诺系双方真实合意,内容明确且不侵害第三人利益,法律上即应尊重;经营者事后不得以承诺高于法定赔偿标准或仅为促销话术为由拒绝承担约定责任。司法实践中,已有裁判支持消费者依据商家明示承诺而请求十倍赔偿的先例,表明高额承诺并不因超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三倍赔偿”的法定标准而当然无效。可以说,承诺体现的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倾斜性保护和对经营者诚实守信义务的强化,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政策。
就规范功能而言,高额赔偿承诺具有填补损害与惩戒违法相叠加的双重功能。就填补功能而言,直播电商场景具有强互动、强信任和即时转化等特征,使消费者的缔约判断高度集中于主播展示、实时承诺和直播场景氛围中。经营者作出的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承诺,会使消费者对商品品质、来源及售后保障产生高度信赖,若商品为假,消费者的损失不限于价款本身,还包括时间成本、维权成本及机会损失等。如将高额赔偿承诺纳入合同内容,能够以约定的方式填补消费者因信赖受损产生的损失,恢复交易诚信。就惩戒功能而言,高额赔偿明显超出填补性的赔偿范围,体现出强烈的惩罚特质。惩罚性赔偿旨在对恶意侵权或违约者施加超出实际损失的金钱制裁,以此提高违法成本、遏制不法行为再次发生。民事领域赋予消费者请求超额赔偿的权利,目的是通过私法执行效果来放大失信成本,这使得在赔偿倍数越高、适用越确定的情况下,对不法者的震慑就越强。
2.约束力的产生条件:承诺明确性与消费者信赖保护。高额赔偿承诺中并不是任何带有夸张色彩的营销式表述都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关键在于区分经营者的单方要约与一般性广告宣传,并判断消费者的信赖是否合理。其一,经营者作为高额赔偿承诺的作出者与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当承担因表述不清产生的不利后果;其二,在对高额赔偿承诺的理解发生争议时,不应拘泥于经营者事后对主观意思的辩解,而应采取客观主义标准,依据一个理性的普通消费者在施以平常注意力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理解加以认定。
据此,当消费者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经营者作出了明确且可辨识的高额赔偿承诺,如直播内容与商品链接、订单详情、客服记录等相互印证,且承诺具有持续性、指向具体商品时,该承诺即应认定为合同内容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只要经营者的表述足以使一般消费者产生“如有假货将获十倍赔付”的合理信赖,即便表述不够精确,也应认定承诺构成合同附加条款,经营者不得事后以宣传口吻等为由否认其效力。反之,若相关表述仅为一般性的商品宣传,未指向具体商品、未设定可识别的触发条件,消费者亦无法证明其基于该表述形成具体的信赖关系,则不宜轻易将广告式修辞合同化,避免过度扩大经营者责任,诱发消费者投机性的索赔。
3.知假买假应区分领域、程度与目的。“职业打假人”或“知假买假”者是否有权依据高额赔偿承诺主张权利的争议焦点在于,当购买者明知商品存在问题仍予购买时,其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以及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是否因购买者的主观知悉而丧失可罚性。笔者认为,应区分领域、程度与目的进行类型化处理,在承认“职业打假”客观上具有抑制售假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区分正当维权与恶意牟利。
对食品、药品等关系生命健康的商品,即便购买者知假买假,也应肯定其请求权,因为经营者的违法性不因购买者动机而降低,公共安全利益优先于对索赔动机的道德评价。对于明显超出自身生活需要、多次反复购买同类问题商品以获取高额赔偿的恶意行为,法院应审慎支持全额赔偿请求,以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沦为牟利工具。可综合考虑购买数量、频次、是否短期内集中索赔、是否具备转售牟利迹象,作为判断其是否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因素。对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求、恶意囤货以牟取赔偿等行为,法院通常不应全额支持高额赔偿请求,仅可支持退货退款或按合理范围确定赔偿。例如,在某案中,法院认为消费者多次购买同一商品(累计数十件)且未提供用于生活消费的合理说明,以牟取赔偿为主要目的,最终未支持其十倍赔偿请求,仅支持了退货退款。
三、直播营销中高额赔偿承诺的多元主体责任分配规则
高额赔偿承诺的履行不仅包括商家,还应依据控制能力、注意义务、获益程度等因素,在商家、主播、直播间运营者与平台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1.商家应承担第一性责任。商家作为商品销售合同当事人,对商品质量、商品来源等合法性、商品宣传的真实性与承诺兑现负有完整的义务。只要承诺真实有效,即使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三倍赔偿标准,法院亦应支持约定的赔偿数额。对此应注意两点限制:第一,高额赔偿以“假”为触发条件,须严格界定“假”的含义和范畴,例如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产地或成分虚假、未经授权冒用标识等,不宜将一般性的质量瑕疵、色差、尺寸误差或其他能解释的夸大宣传一概纳入高额赔偿范围。第二,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失、欺诈情节、商品属性、承诺方式应相称,在商家能够证明高额赔偿承诺存在重大误解、被恶意诱导作出或消费者明知而恶意利用等情形时,可调整责任形态,但不得以运营人员失误或主播个人行为等为由对抗善意消费者。消费者既可依据合同主张违约赔偿,又可在构成欺诈时主张惩罚性赔偿,二者共同形成对商家的约束。
2.主播与直播间运营者应按控制能力分层担责。主播作为商品推荐者和代言人,在交易中处于关键地位。直播间运营者的身份包括幕后经纪公司、MCN机构或其他合作方,承担对直播活动的组织策划及脚本设计等各类工作。二者的责任应分情形而定。
主播若仅为商家的工作人员或按既定内容对商品进行客观介绍,且对商品瑕疵不明知或不应知,原则上不应承担高额赔偿责任。若主播独立于商家,以接受商家委托进行推广带货为业,则其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或广告发布者,主播在直播中对商品的推荐和证明应当依据事实,对于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主播作为广告代言人应与广告主(商家)承担连带责任;其他一般商品的虚假宣传造成损害的,若主播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进行推荐,同样应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说明,主播对其推广内容的真实性负有法律义务,如果其在明知商品存在瑕疵仍夸大宣传,则与商家构成共同侵权,应对消费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直播间运营者不能因退居幕后而当然免责。若直播间运营者参与了选品、审核资质、设计价格与商定库存等实质上影响商品宣传交易的活动,并以自己的名义或足以使消费者误认其为经营者的身份组织销售,则其实际上已介入合同履行与宣传行为。此时直播间运营者对商品真实性和承诺合法性负有注意义务;若其明知商品存在问题仍组织直播、安排虚假宣传,或与商家共同承诺高额赔偿,应按照其明知情形与商家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反之,若直播间运营者仅提供了场地、技术服务或起到撮合作用,并已尽到了审核、风险提示与下架处置等义务,则不宜令其就商家全部高额赔偿承担责任,否则将不当增加平台经济组织成本。
3.平台应承担条件性补充责任。直播带货依托电商平台或内容平台进行,平台在交易链条中扮演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平台责任定位呈现补充性、条件性与程序性特征,并不是对商家责任的无限兜底。
在补偿性责任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确立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先行赔付”义务,当消费者通过平台购买商品,其合法权益受损且平台无法提供实际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时,消费者可以向平台要求先行赔偿。平台本身并非直接侵权人,但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法政策及倾向,被赋予特定条件下的代偿义务,其性质和功能接近法定保证人制度,触发条件严格,责任范围以消费者不能获偿或损害扩大为边界,并以平台过错为连接点。
在连带责任方面,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平台的过错连带责任。当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商家侵害消费者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时,平台与商家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平台若通过算法推荐、榜单排序、流量扶持、官方直播间认证等方式实质性地参与商品的推广,或对虚假宣传、售假行为长期放任,未履行必要的资质核验、信息保存、信用评价、违规处置与数据提供等义务,则不能仅以“技术服务提供者”自居,应在相应范围内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或承担补充责任。
总之,高额赔偿承诺是直播营销活动信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则的理解应在打击售假与防止投机之间妥善平衡。真实、明确、可核验的高额赔偿承诺的合同效力应予肯定,以保护善意消费者的信赖;对知假买假行为,应区分商品领域与消费目的,特殊安全领域可适度从宽,一般商品领域则应从严考量;责任分配,应坚持商家承担主要责任,主播与直播间运营者按控制能力和明知程度承担连带或不真正连带责任,平台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承担补充义务与治理义务,并负有健全平台责任分担与先行赔付机制的义务。唯有妥善解决高额赔偿承诺的性质与责任分配问题,方能充分发挥其提振消费信心、规范直播营销秩序的积极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