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不少当事人存在认知误区:只要约定写在法院离婚调解书上,一旦对方不履行,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但家事案件中大量存在附条件、需要双方互相配合的行为义务,若对于是否违约、履行条件是否成就本身存在实体争议,执行程序无权直接判定孰是孰非。结合本所代理的执行监督真实改判案件,聊聊家事执行中“以执代审”的法律风险。
案件概况:
委托人甲与乙经法院调解离婚,民事调解书约定:由甲出资两百余万元为婚生子购买保险,调解书生效后三个月内完成投保;保险产品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以乙意见为准;甲需在保费到期前一个月将保费转至乙指定账户;如果甲未按期缴纳保费,乙可主张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保费及两百余万元违约金。
调解书生效后,双方就保险方案、正式保单交付、首期保费起算时间产生巨大分歧。
乙在约定时限内自行投保后又办理退保,投保、退保相关情况均未告知甲,也未向甲交付保单资料。随后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甲支付保费+违约金共计四百余万元。
执行法院受理后冻结甲资产。甲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向中级法院申请复议,中院维持原裁定,四百余万元款项被法院扣划。
危急之下,本所律师代理委托人向广东省高院提起执行监督申诉。
高院裁判结果
广东省院经审理,采纳本所代理意见:
双方对于保费缴纳期限、保险合同内容、是否逾期缴费、违约责任应否承担存在争议,属于实体权利义务判定范畴。执行程序仅能实现生效文书已经确定的权利,不能处理履行过程中新产生的实体纠纷。区市两级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对实体争议作出认定,超越执行部门权限,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高院裁定:撤销中院复议裁定,案件发回重新审查。同时释明:若执行申请不满足“给付内容明确”,当事人应当另行诉讼实现权利救济。
✨办案思考|给家事法律实务的几点启示
本案的争议根源,并不单纯是当事人孰对孰错,而是暴露出家事审判与执行衔接中一个高频痛点:调解书约定了行为义务,但是履行条件、违约边界约定模糊,进而出现“以执代审”的风险。
在家事执行实务当中,很多案件事实胶着、双方证据对抗激烈,并非只能在实体层面争辩是非。执行依据的可执行性、审执分离原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抗辩路径。
一、区分“文书记载合意”与“可直接强制执行”
并不是调解书上写下来的所有义务,都可以直接推进强制执行。
尤其是附条件的金钱给付义务,如果给付的触发,依赖调解书生效之后新发生的事实,双方又对此存在重大分歧,那么是否违约、责任由谁承担,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执行程序没有完整的举证、质证、两审终审程序保障,不应当直接对实体归责作出判断,纠纷应当回归审判程序处理。
本案中调解书条款本身存在多处模糊:投保时间理解存在分歧;保费到期日依附正式保单,但协议未约定保单交付义务以及相应后果;仅约定双方协商选定产品,却没有明确协商流程、协商不成的客观判断标准。
上述漏洞,直接导致高额金钱给付的触发条件并不清晰,难以满足强制执行“给付内容明确”的法定要求。而双方完整的微信、邮件、转账记录,也印证了整个履行过程存在不可调和的实体争议,该类争议理应通过诉讼程序查明事实。
二、起草离婚协议/调解书,不止要达成合意,更要兼顾可执行性
很多家事调解的重心停留在促成双方签字和解,却忽略后续履行风险,这也是后续衍生大量执行纠纷的源头。在拟定涉及行为义务、高额违约条款的法律文书时,建议注意以下要点:
1. 涉及双方协同完成的复合行为义务,不能只写最终结果,尽量拆解履行步骤,明确各方协作义务、前置条件;
2. 设置高额违约金、转化型金钱责任,违约触发条件尽量落实为可判断的客观行为,少用“拒不履行义务”这类模糊抽象表述;
3. 预设履行障碍,约定一方不予配合的法律后果,例如履行期限顺延,避免权利义务单向失衡;
4. 区分主观故意不履行、客观履行障碍、一方恶意阻碍履行等不同情形,慎用一刀切式的高额罚则。
三、执行审查层面,严守审执分离的底线
执行局的核心职责,是兑现已经确定、没有争议的权利,而不是审理新发生的实体纠纷。
针对离婚调解书中附条件的行为义务,当是否违约、履行条件是否成就存在重大实质争议,执行机构不宜直接作出归责判断。经审查认定给付内容不明确的,应当驳回执行申请,引导当事人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等诉讼,取得新的生效裁判之后,再申请强制执行。
离婚调解书是化解婚姻矛盾的重要文书,但达成调解合意,不等于天然拥有直接强制执行效力。
尤其对于需要双方互相配合履行的附条件义务,文书不只是记录当事人想要实现的结果,更需要搭建一套完整、可落地的履行规则。恪守审执分离原则,拒绝以执代审,才能够既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充分保障各方的程序权利。
本文为本所真实案例整理,当事人信息已脱敏。仅代表律师个人实务观点,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
